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融合背景下，体文旅高质量发展成为体育新业态演进的必然趋势。采用内容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系统解析体文旅融合的理论逻辑与时空演进规律，探讨其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特征，提出建构中国自主体文旅体系的路径。研究表明，我国体文旅实践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体文旅融合通过理论重构与实践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时空演进规律与业态创新体系。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需通过理论、实践、技术、政策、评价五大体系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文旅自主体系，通过理论自主性与实践创新性，实现体育、文化、旅游三大系统的协同共生。
当前，我国处于决胜“十四五”、谋划“十五五”的关键时刻，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特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与消费结构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呈现多元化态势，体育、文化、旅游作为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关键领域，其融合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张宇飞 等，2025）。国家战略层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促进体育、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体育产业层面，当前，我国体育产业面临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需求难以有效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这一供需错配问题制约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任保平 等，2023）。尽管体育竞赛表演业保持较快增长，但其对关联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仍显不足，亟须通过与文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并提升产业附加值。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3.67万亿元（国家统计局，2024），相较于2018年增长68.3%，其中体育服务业占比攀升至72.7%，这一变化标志着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正逐步从传统的体育用品制造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变，其融合发展潜力巨大（邵继萍 等，2025）。体育消费升级层面，消费者已突破单一的体育赛事观赏或旅游观光需求，转向对体育体验、文化感知、旅游休闲一体化消费场景的追求（蔡朋龙 等，2025）。综上，在国家政策的宏观驱动、体育产业的结构性转型与消费升级的内在诉求多重因素交织下，体文旅融合发展作为一种创新性发展模式，既是对时代趋势的积极回应，亦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汪流 等2024）。
国外体文旅融合发展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王慧文 等，2024），此后相关研究大量涌现，其内容与结论可归纳为3个层面。其一，研究领域维度，国外研究多将体文旅融合界定为经济现象，聚焦于产业融合层面，如体育与旅游、旅游与文化、体育与商业等二元系统融合研究，针对体文旅三元系统融合的研究相对匮乏（Fischer，2019；Nyikana et al.，2020；Weee et al.，1997）。其二，研究层次维度，国外研究更侧重于体文旅系统内单一子系统的专项研究，如体育赛事对旅游业的发展（Hellerr et al.，2021）、体育赛事对影视文化传播的影响等（Ebejer，2019），尚未形成基于体文旅整体视角的系统性探讨。其三，研究方法维度，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导（Addo，2011），如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相比之下，我国体文旅研究起步稍晚，自20世纪末以来，国内学者陆续围绕体旅、体文、文旅等二元融合系统，就其概念内涵、融合机制、发展模式与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探索（王慧文 等，2024；汪流 等，2024）。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对体文旅系统融合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综上，国内外对体文旅融合发展的诸多层面和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也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几点不足：1）缺乏从体文旅三元整体融合的视角研究，其研究层次多以二元融合为主；2）缺乏从“中国自主发展”的视角研究，未基于我国实践情境进行自主性理论建构，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的体文旅发展体系。
基于此，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革新下，本研究以“高质量体文旅融合发展”为核心命题，深入探讨从时代需求到中国自主的发展路径，拓展并完善我国体文旅融合的理论内涵，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体文旅融合体系。
体文旅发展的演进逻辑涵盖概念、业态与路径的协同变迁。概念层面，从体旅、体文等二元融合迈向三元共生体系的跃迁，初步完成理论建构（汪流 等2024）；业态层面，历经“相加—相融—深融”的质变轨迹，实现从粗放式资源叠加向高质量发展的业态转型；路径层面，从最初各产业独立运作转向自主体系建构趋势。三维演进彰显了中国特色的体文旅融合发展规律，也为体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逻辑支撑（图1）。
体文旅概念的演进始于体旅、体文、文体等二元融合形态的发展（王慧文 等，2024）。“体旅”融合肇始于20世纪末期西方学者对体育与旅游互动关系的探讨，聚焦在体育赛事旅游、行为特征及产业协调机制等方面（Walters et al.，2017）。国内早期关于体旅研究同样聚焦在体育赛事对旅游的拉动效应上，林少琴（2017）认为体育赛事旅游是将体育比赛与旅游业联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的过程，并将其分为参与性与观赏性两大类型。体文融合侧重体育与文化的价值整合，李燕燕等（2015）提出“重组型融合”“交叉型融合”“综合型融合”三类模式，注重挖掘体育的文化附加值。文体融合更突出文化主导性，将民俗仪式与民族体育结合，形成文化展演新形态，彭雪涵（2000）认为体育文化不仅是两者发展动力而且可以维系两者的连续性。然而，二元融合范式存在显著局限，割裂了体育、文化、旅游的共生关系，忽视三者的“乘数效应”（王慧文 等，2024）。新时代以来，体文旅三元融合概念开始形成。2016年，《国家旅游局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首次将“体育＋文化＋旅游”纳入国家战略框架，后续中央和地方又陆续颁布一系列有关体文旅融合发展的文件，为体文旅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相关研究中，汪流等（2024）则重构了体文旅概念模型，提出融合需涵盖技术、产品、市场、业态及要素五大维度。潘怡等（2024）创新性揭示了体文旅融合的三重逻辑：现实逻辑、政策逻辑及理论逻辑。至此，体文旅的三元融合概念已完成构建，标志着概念从分散的交叉研究向系统的融合理论跃升。
综上，体文旅三元概念的形成是融合实践的必然结果，包含3个层面的融合：一是产业功能融合，体育的健身功能、文化的教育功能、旅游的休闲功能相互渗透，形成新的复合功能；二是产业市场融合，通过整合体育、文化和旅游市场，形成新的消费需求和市场空间；三是产业要素融合，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产业要素在三大产业间流动与重组，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业态演进是体文旅融合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国内学者对体文旅的业态演进都进行了相关阐述，虽视角不同但结论趋于一致，认为体文旅的业态演进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粗放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柴贵 等，2025；汪流 等，2024；周思羽 等，2025）。其中，汪流等（2024）认为体文旅业态经历了“相加”“相融”到“深融”的发展过程，相加阶段是一种自发性、粗放性的融合，业态以资源机械叠加为主，存在产品同质化、产业链断裂等问题；深融阶段，是体文旅业态高质量发展的体现。表现在产品体系、技术应用、要素配置与市场拓展等维度，通过横向跨界与纵向延伸，在交叉渗透、耦合共生、叠加赋能的基础上，实现业态形态的创新性跃升。从具体实践看，早期的体文旅业态主要以体育竞赛表演业为主，如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的浅层合作、文化节庆与体育活动的简单相加。其业态融合面较为局限、融合层次较为低效，本质上还属于一种粗放性融合模式。进入新时代，在政策与技术的双轮驱动下，体文旅业态逐渐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为例，京张两地抓住了体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势，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使三大领域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呈现出多元业态协同发展的新局面（车雯 等，2024）。技术创新也是体文旅业态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评价体系层面，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业态协同程度，借助熵值法与空间分析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对业态质量的动态监测与精准调控（王慧文 等，2024；张宇飞 等，2025）。在业态创新层面，数字技术催生了崭新的业态形式，如杭州的“数字文旅”、河南的“数字少林”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加速了体文旅的业态模式和运营效率的质变跃升（房磊，2024；余凤龙 等，2025）。
由此可见，体文旅业态经历了一个从粗放式自然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这一转型标志着体文旅业态从最初“相加”阶段的规模扩张向“深融”阶段的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逐渐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产业链贯通、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发展格局。
在体文旅发展演进过程中，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体文旅融合向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层面，体文旅融合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概念界定、指标体系、评价分析、发展规律等。通过理论创新，为体文旅融合实践提供指导，同时实践探索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又会反哺理论研究，推动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互为支撑的良性循环。长久以来，国际体文旅领域的话语权与评价标准深受西方主导，其理论模型、发展范式未必契合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现实国情（张宪麒，2023）。21世纪以来，我国体育、文化、旅游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各自独立发展到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显著转变。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先进理论指导，体文旅还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缺乏系统整合与长效机制，融合过程主要依赖外部推动。进入新时代，我国体文旅融合发展逐渐迈向新台阶，尤其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标志着文旅融合迈出关键一步，这也为体文旅的自主建构奠定了先决条件（苏颖，2025）。在政策层面，《“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等文件明确三者融合的制度框架；在理论层面，产业融合理论、协同创新理论为其自主建构提供科学支撑；在实践层面，体文旅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深融阶段，已逐步形成体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质态。简言之，在政策、理论、实践多维因素的驱动下，我国体文旅自主建构时机已逐渐成熟、条件已愈发具备，为体文旅自主建构奠定了前提条件。
因此，在体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双重驱动下，我国体文旅融合发展正经历从最初的要素独立运作向自主体系建构的范式转型，这既是实践演进的必然走向，亦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
①纳入本研究的地区不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主要原因是这3个地区的政策制度与纳入研究的31个省域有所区别。
从时间维度看，体文旅融合现象自20 世纪末开始显现，至今已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王慧文 等，2024；汪流 等，2024）。本研究结合专家访谈、不同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以及政策文本发现，体文旅融合历经3个阶段，即从“结合”“融合”到“共生”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交通发展水平、文体娱乐业占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人均国民收入，以及体文旅案例数5个指标，通过分析上述指标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印证体文旅融合在不同阶段的演进特征（图2）。
结合阶段（2000—2010年）：站在体育视角，体文旅的结合阶段肇始于体育竞赛表演业（汪流 等，2024）。这一阶段是我国体文旅发展的萌芽期，各指标均呈现低水平发展特征。此时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高铁网络覆盖尚未完善，严重制约了跨区域文旅消费的发展。体文旅三者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增速缓慢，对经济的贡献十分有限。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维持在15%～25%，服务业尚未成为主导产业。国民人均收入虽然保持年均8%的增长，但绝对值较低，此时大众体文旅消费能力明显不足。同时，这一阶段的体文旅案例数量稀少，年均新增不足10个，主要以大型体育赛事配套旅游为主，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推出的奥运主题旅游线路。该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依赖政策单方面推动，市场响应有限，体育与文旅产业仅在营销层面进行简单结合，尚未形成深度融合的态势。2001年“体育健身旅游年”政策的出台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虽然带来短期促进效应，但未能形成持续性的产业融合动力。
融合阶段（2011—2020年）：体文旅的“融合”阶段，是以体育赛事的单一驱动跃升为赛事、政策、市场等多维驱动（田建强 等，2025）。进入这一阶段，体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加速态势。随着交通网络的快速扩展，特别是2016 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规划，使交通通达度较2010年提升约300%，为跨区域消费创造了便利条件。此阶段的体文旅收入占第三产业比从5%提升至15%，成为服务业增长的新引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突破40%，服务业成了国民经济的关键支柱。国民人均收入保持年均10%的增长速度，推动了体文旅消费协同升级。此阶段的体文旅案例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年均新增超过50个，体育小镇等新型融合模式成为主流。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政策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为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2016年特色小镇政策的实施则直接催化了体育文旅项目的投资热潮。该阶段体育与文旅的融合从简单叠加逐步走向深度协同。
共生阶段（2021年至今）：该阶段标志着我国体文旅产业进入全面融合、创新发展的新时期。从数据来看，各项指标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体文旅产业规模快速扩张，2024年相关收入占第三产业比突破30%，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增长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50%左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中有进，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高品质体文旅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体现在3个维度：首先是政策引领效应显著增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24年《体育总局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的通知》的发布推动产业深度融合（王茜 等，2025）；其次是科技创新成为核心驱动力，5G、AI、VR等新技术深度应用，催生了智慧体育公园、元宇宙文旅等新业态；最后是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形成了体文科商的立体化发展格局。产业融合模式也从单一项目合作升级为产业链整合，涌现出体文旅综合体、城市运动休闲圈等创新业态，标志着我国体文旅产业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马越斐 等，2023）。
体文旅空间特征的演变往往是时间维度的直接映射。通过检索、数据爬取、筛选、清洗和汇总我国各省、市级体文旅融合案例（2001年1月1日—2025年8月1日），最终获得我国体文旅融合案例共计316条。借助坐标拾取系统，拾取其地理坐标，再通过核密度对其空间维度展开分析，发现体文旅融合的空间分布同样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结合阶段（2000—2010年）：体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典型的单极集聚空间特征。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高值区（＞90%百分位数）高度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区域，形成明显的“双核”结构。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首先，早期政策导向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倾斜，上海国际赛车场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等重大项目的实施，直接推动了核心区核密度的快速提升；其次，在经济基础方面，这些区域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成熟的消费市场，为体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客源保障；第三，在基础设施方面，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为项目落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阶段的高密度区范围相对有限，且与周边区域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极集聚虽然在空间均衡性上存在不足，但为后续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培育了首批具有示范效应的体文旅融合项目，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从演变过程来看，这一阶段的集聚特征既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下资源向高效率区域集中的客观趋势，也体现了政策导向对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
融合阶段（2011—2020年）：体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多中心扩散特征。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次高值区（75%～90%百分位数）突破了第一阶段单极集聚的格局，呈现出沿“胡焕庸线”东南侧延伸的带状分布特征。这种空间扩散模式主要体现为：成渝城市群通过打造“体育＋文旅”特色项目实现快速崛起，如成都马拉松赛事带动周边配套设施建设，重庆武隆户外运动基地促进山地旅游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则依托水资源优势培育新兴增长极，武汉国际帆船赛、长沙湘江马拉松赛等品牌活动有效提升了区域核密度值。这两个区域呈现出明显的热力值提升，标志着其已成为全国体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次级中心。这一阶段的扩散呈现出明显的交通导向性特征，高铁网络的发展显著促进了要素流动，核密度高值区主要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形成了若干条明显的体文旅发展廊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中心扩散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伴随着业态创新和功能升级，各新兴中心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发展出特色化、差异化的体文旅融合模式，为后续的网络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空间重构既遵循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政策引导的重要作用，为理解体文旅融合发展的空间动力学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共生阶段（2021年至今）：体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网络化空间格局。从空间核密度分布看，最显著的变化是低密度区（＜25%百分位数）的占比下降了12.3%，这一数据直观反映了城乡协同发展取得的实质性突破。深入分析这一阶段的特征发现，3种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共同推动了空间格局的演变。1）都市圈辐射型发展模式。该模式依托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品牌赛事活动将体文旅资源向周边区域扩散。长三角区域的核密度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区＋放射状廊道”特征，核心区密度保持稳定而影响范围显著扩大，直观体现了都市圈辐射效应。2）乡村振兴驱动型模式。该模式通过挖掘乡村特色体育文化资源，带动县域体文旅融合发展（王函明 等，2023；吴赛 等，2024）。西部地区县域单元的核密度显著提升，特别是原先的低密度区域呈现密集的斑点状分布，印证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3）数字赋能型创新模式。该模式通过数字技术打破空间限制，创造虚实融合的新型体文旅体验（刘春华 等，2025；尹宏 等，2019）。综上，共生阶段标志着体文旅融合从单一产业协同迈向全域要素互嵌、虚实空间交织，是体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经过近25年的发展演进，我国体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呈现四方面典型特征：以技术、产品与模式创新为核心动力；注重文化内涵挖掘与体验品质提升的内涵式发展；依托地域资源禀赋实施品牌塑造与差异化竞争；贯彻生态优先理念，强调资源合理利用与社区共建共享的可持续路径。
现阶段，体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等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在技术创新方面，积极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AI、VR等），推动体文旅融合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需求和行为，实现精准营销；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体育场馆、旅游景区的智能化管理；利用VR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文旅体验项目。在产品创新方面，不断开发具有创新性和吸引力的体文旅产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例如，开发极限运动、低空飞行、潜水等高端体育旅游产品；开发文化主题鲜明的体育旅游线路；开发“体育＋教育”“体育＋康养”等跨界融合产品。在模式创新方面，创新体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探索“政府＋企业＋社区＋游客”的多元合作模式，如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负责项目运营和市场推广，社区参与文化传承和服务提供，游客参与体验和消费，形成多方共赢的发展格局。
体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强调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体育体验的提升，避免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黄佺 等，2024）。在文化内涵挖掘方面，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将文化元素融入体文旅项目的各个环节，提升项目的文化品位和吸引力。例如，在体育旅游项目中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让游客在体验体育活动的同时感受当地文化的魅力。在体育体验提升方面，注重提升体育活动的体验性和参与性，为游客提供专业、安全、舒适的体育体验服务。例如，配备专业的体育教练和指导人员，提供个性化的体育培训方案；完善体育设施和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游客的安全和健康。在服务质量优化方面，加强体文旅融合项目的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和游客满意度。例如，建立健全服务标准和规范，加强服务人员培训，优化服务流程，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
体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重特色化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打造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体文旅品牌和项目（谷鹏 等，2025）。在打造地域特色方面，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体文旅项目。例如，在内蒙古草原打造赛马、摔跤等民族体育旅游项目；在福建土楼地区打造以土楼文化为主题的体育旅游线路。在塑造品牌IP方面，加强体文旅品牌建设，塑造具有影响力的品牌IP。例如，打造“中国体育文化旅游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体育文化旅游节”等品牌活动；培育“黄山国际登山节”“三亚国际马拉松”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旅游品牌。在差异化竞争方面，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差异化发展，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例如，一些地区发展高端体育旅游度假项目，一些地区发展大众化的体育休闲公园，另一些地区发展具有文化特色的体育旅游小镇，实现错位发展。
体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第一，生态保护优先。在体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避免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例如，在自然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地区，严格限制体文旅项目的开发，选择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模式。第二，资源合理利用。合理利用体育、文化、旅游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和过度开发。例如，对体育场馆、文化设施等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旅游线路进行合理规划，避免游客过度集中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压力。第三，社区参与共享。注重社区参与和利益共享，让当地居民从体文旅融合发展中受益，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和支持度。例如，通过发展体文旅产业，带动当地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参与体文旅项目的经营和管理，传承和弘扬当地文化。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号角的催征下，体文旅融合已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宏大叙事，要求我们突破对西方学术路径的依赖，在体文旅领域锻造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双重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自主的体文旅体系，其内在诉求深刻而多维。1）价值诉求：确立主体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依赖。长久以来，国际体文旅领域的话语权与评价标准深受西方主导，其理论模型、发展范式未必契合我国国情（张宪麒，2023）。建构自主体系的首要诉求，在于确立中国主体性。要求扎根中国大地，精准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在统筹协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显著优势，科学分析超大市场规模、数字经济崛起、乡村振兴等本土情境（雷蕾 等，2024）。2）理论诉求：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建构自主体系的深层诉求在于形成中国自主的体文旅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论。我国体文旅经过多年深耕已经积累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这为理论建构提供了现实蓝本，如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浙江“千万工程”、贵州“村BA”等，需要把这些本土化经验及时提炼总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3）实践诉求：破解融合瓶颈，服务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福祉。当前体文旅融合实践中，“三张皮”现象、业态堆砌、文化表浅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了产业效能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自主体系的建构，核心诉求在于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本土化方案，使体文旅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民，成为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途径。
建构中国自主的体文旅体系，不仅是价值、实践和理论三维诉求的迫切需要，而且是破解西方理论本土化困境、驱动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时代诉求（图3）。
建构中国自主的体文旅体系核心要求在于体系框架的建构，这是体文旅体系的主心骨（张靖 等，2024）。在体文旅高质量发展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协同要求下，中国体文旅体系的建构需突破传统产业分立范式，形成“理论原创性—实践可行性—技术先进性—政策协同性—评价科学性”五位一体的系统框架（王子朴 等，2024）。本框架以系统论为方法论基础，整合跨学科理论、本土化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包含五大核心模块。1）理论体系：跨学科知识融合与本土化范式创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底层逻辑，吸收产业融合理论、协同创新理论、学科交叉理论等，突破传统体育学、文旅学的学科壁垒，构建中国体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模型。2）实践体系：资源活化与业态协同升级。建立体育非遗、文化遗产的数字孪生数据库，通过AR/VR技术将体育元素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项目，形成“赛事IP＋文化IP＋旅游IP”的复合开发模式（王子朴 等，2022）。3）技术体系：数字赋能，重塑产业生态（时莹清 等，2024）。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构建“三链融合”技术支撑（康露 等，2024）。在数据链上，依托文旅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精准匹配；在智能链上，融合物联网、AI、VR/AR、5G等，构建“智慧体文旅大脑”；在绿色链上，推广低碳技术，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4）政策体系：协同治理与强化保障。制定国家层面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战略规划，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打破相关部门壁垒，建立高效协同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5）评价体系：多维衡量与动态优化。超越单一经济效益，构建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文化效益等多维指标的评价体系。
中国自主的体文旅体系框架（图4），本质上是将制度优势、技术能力与文化资源转化为系统性竞争优势的过程。其中，理论体系为实践提供指引，技术体系赋能实践创新，政策体系保障协同推进，评价体系校准发展方向，共同构成兼具本土适应性与国际借鉴意义的中国自主体文旅发展模式。
在建设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宏图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体文旅融合体系，已成为国家战略之一。这一宏大体系的建构植根于国家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其动力机制源于以下4个关键维度。
1）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体文旅体系建构的核心引擎。体育强国建设、全民健身等国家战略，强力驱动体育产业向质量效益型跃升（娄虎 等，2023；王子朴 等，2018）。然而，当前我国体育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散而不精，竞赛表演与健身休闲“双产业链”发力不足，多重结构性矛盾累积叠加，严重影响体育产业潜力释放（姜同仁 等，2025）。体文旅融合为体育产业提供了价值扩容通道。同时，提升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也亟待以中国体育文化精髓为内核，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体文旅自主知识体系与产业范式，避免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李燕 等，2019；王子朴 等，2019）。
2）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体文旅体系建构的精神内核。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强调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双重需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亟需活态传承的现代载体，而体育与旅游的结合为其提供了创新路径，这种“体育为骨、文化为魂、旅游为桥”的模式，使文化传播效率得以提升。此外，文化产业同样面临“同质化”困境，体文旅融合能激活文化资源的体验价值，如“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将中原文化与沉浸式体育体验结合，年接待量屡创新高。
3）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体文旅体系建构的市场载体。旅游业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的深刻转型。游客需求日益向个性化、深度化、体验化演进，对文化内涵、健康元素、互动参与的要求显著提高（佘玉欣 等，2025）。体文旅融合通过“文化塑魂、体育添力、旅游搭台”，破解同质化竞争，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同时，旅游产业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突出，中西部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借助体文旅融合可实现资源价值转化，推动旅游产业从“流量依赖”向“价值创造”转型，这一过程必然要求建立适配的体系支撑（蒋依依 等，2021）。
4）国际竞争力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体文旅体系建构的国际坐标。国际体文旅市场长期由西方模式主导，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国际认可的理论话语与标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体文旅体系，是提升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关键举措。通过打造蕴含中国价值观、审美观的体文旅融合产品，能够更有效地传播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刘冬磊 等，2020a；王子朴 等，2020）。此外，参与乃至引领全球体文旅规则、标准制定，更需要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支撑。
综上，体育产业升级需要文化赋能与旅游载体，文化传承需要体育活化与旅游传播，旅游提质需要体育与文化内容注入，而国际竞争力提升则要求三者形成协同合力，共同推动中国自主体文旅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中国体文旅融合已进入体系化、自主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在高质量发展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双重驱动下，中国体文旅体系的提升需以制度体系协同为保障、要素体系激活为支撑、技术体系赋能为驱动、价值体系转化为核心，构建“四位一体”的进阶路径，推动体文旅融合实现质效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刘大超 等，2024；鲁志琴 等，2022；王帅 等，2024）。
构建协同高效的体文旅治理体系，需打破既往体育、文化、旅游领域制度分割、行政分散的格局，从机制、政策、法律层面实现有机统一。其一，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大融合”统筹机制。在国家及省市级层面设立跨部门体文旅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统筹体育总局、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资源，制定统一发展规划与配套政策；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与信息共享平台，破解规划衔接不畅、资源重复建设、标准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推动“放管服”改革向体文旅深度融合领域延伸，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融合扫清行政障碍（刘冬磊 等，2020a，2020b）。其二，创新政策供给，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完善财政、税收、土地等配套支持政策，重点扶持具有创新性、示范性的体文旅融合项目；设立国家级体文旅融合发展引导基金，通过杠杆效应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在重大体文旅基础设施建设和品牌项目运营中，探索特许经营、PPP模式等市场化运作方式；鼓励国有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深度参与产业融合，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刘志鹏 等，2024）。其三，健全法规标准体系，保障规范有序发展。加快制定“体文旅融合发展促进条例”等专门法规，明确各方权责边界；构建覆盖产品开发、服务规范、安全保障、质量评估等全链条的体文旅融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原创性体文旅IP的创作与转化，为体文旅产业融合提供法治保障与标准指引。
体文旅体系核心要素囊括了体育要素、旅游要素与文化要素。打造特色化高质量体文旅供给体系的关键在于，实现三者要素资源的活化。其一，推动体育资源深度转化，拓展融合场景并提升体验质感。一方面，推动赛事旅游化升级，将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综合赛事及马拉松、龙舟等特色单项赛事，打造为“赛事＋旅游＋文化”的体文旅融合目的地盛事，通过增设文化展演、旅游路线等创新赛事体验（刘冬磊 等，2020c）；另一方面，促进场馆设施综合利用，推动体育场馆向多功能文化休闲综合体转型，融入演艺、展览、餐饮等多元业态；同时，依托山地、水域、冰雪、草原等自然资源，开发体育户外旅游、体育研学旅游等特色产品，释放体育资源的融合价值。其二，提升旅游载体承载能力，深化产业融合并优化服务效能。重点打造体文旅融合线路，规划一批国家级、区域级融合示范区与特色小镇，形成示范引领效应（曹胡丹 等，2023）；加强从业人员跨领域知识技能培训，广泛应用AI、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提升智慧服务体验；将生态环保理念贯穿项目全流程，推广绿色节能模式与无痕旅游实践，实现旅游载体的可持续发展。其三，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强化价值引领与叙事能力。建立国家级体文旅基因库，系统整合传统体育、节庆民俗、非遗技艺等资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提炼中华体育精神、中华美学精神等具有普遍感召力的文化内核，将其融入产品设计、服务流程与品牌传播，构建中国体文旅叙事体系；将地方性知识、民俗活动有机融入体文旅项目（如“村BA”“村超”的文化旅游延伸模式），提升文化创新性与文化认同感（张诗雨 等，2021）。
科技赋能与人才支撑是体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一，加速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以技术创新塑造体文旅融合的新业态与新场景。在沉浸式体验升级层面，广泛应用VR/AR/MR、全息投影、数字孪生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博物馆、虚拟体育赛事体验、历史文化场景再现等多元化项目，例如，“云游长城”项目通过虚拟攀登体验实现文化景观与体育元素的深度结合（方维，2023）；在智慧化管理与服务领域，构建一体化体文旅大数据平台，实现客流监测、精准营销、安全预警及资源调度的智能化运作，同时发展基于位置服务的智慧导览系统与个性化推荐服务，提升服务精准度；在元宇宙应用探索上，前瞻性布局虚拟体育场馆、数字文物互动、沉浸式线上文旅社区等场景，抢占技术融合制高点；在内容创作与传播维度，依托数字技术活化传统文化资源，创作高质量数字内容产品，并拓展新媒体传播渠道，增强文化与体育价值的传播效能。其二，着力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与学科支撑体系。在学科建设层面，推动体文旅交叉学科发展，支持高校设立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培养兼具体育素养、文化底蕴、旅游专业知识与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职业培训与认证领域，建立覆盖规划、运营、营销、技术、服务全链条的职业标准与培训体系，推行规范化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提升行业人才专业水平。其三，在产学研用协同方面，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共建实验室、实习基地及孵化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人才实践能力提升；在高端人才引育层面，靶向吸引具备国际视野与丰富经验的体文旅策划、运营、技术及研究人才，为体系建构提供智力支撑。
价值体系的升华是中国自主体文旅体系彰显文明内核与全球影响力的关键，需通过品牌塑造、传播创新与规则参与，实现文明认同与国际话语权的双重提升。其一，打造具有全球辨识度的体文旅品牌IP。集中力量培育彰显中国特色、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的旗舰型融合品牌，如“功夫之旅”“中医养生康体游”“一带一路体育文化览”等，形成集群效应；推动长城、熊猫、春节等中华文化符号与体育、旅游元素的创新性融合，构建国际化IP矩阵（赵水涵 等，2022）；支持国内优质体文旅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通过品牌输出、跨国合作参与全球竞争，提升中国体文旅的国际标识度。其二，创新国际传播叙事与渠道。在TikTok等国际平台设立“中国体文旅”专属频道，运用纪录片、短视频、社交媒体、影视及游戏等多元载体，具象化讲述中国体文旅融合的实践故事，立体呈现当代中国风貌；依托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及国际旅游展会等平台，系统推广中国体文旅产品与发展理念。其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规则制定。主动融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深度参与体文旅领域议题讨论及规则标准制定；推动中国在融合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旅游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标准转化为国际规范或最佳案例；依托“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等多边机制，深化体文旅国际合作，推广具有普适性的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化节庆中的议题设置能力，增强全球话语影响力。
建构中国自主体文旅体系的策略关键在于以系统性思维统筹谋划，以改革创新破解深层次障碍，以科技人才赋能驱动升级，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竞合。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深度激活体育、文化、旅游核心要素的融合价值，以数字技术重塑产业生态，并着力提升中国体文旅品牌的国际传播力与规则影响力。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体文旅融合的演进脉络，揭示其从“二元分立”到“三元共生”的概念演进、从“融合”到“共生”的业态升级、从“独立运作”到“自主体系”的路径转型，明确其高质量发展需以创新驱动、内涵深化、特色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特征。立足于我国本土实践，提出构建“理论、实践、技术、政策、评价”五位一体的自主体文旅体系框架，其动力源于体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诉求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需要。体文旅体系的建构路径需以制度优化、要素激活、技术赋能、价值升华为支撑，强化制度体系的保障作用、要素体系的供给作用、技术体系的赋能作用与价值体系的筑牢作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