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积逾2/3，其洋流运动及海陆热力分布差异深刻影响着全球气候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发展与生命活动产生重要作用。在旅游领域，滨海地区、岛屿和海洋环境等是全球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数以亿计的游客参与海洋旅游活动。作为以海洋环境为依托的复合型旅游形态，海洋旅游涵盖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体验和体育运动等多元范畴。自18世纪欧洲滨海度假文化兴起以来，海洋旅游经历持续演进，现已发展为全球旅游业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开启海洋强国建设进程，为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奠定政策基础。随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经济等项目相继启动，推动中国海洋经济持续发展，海洋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3 年的3.8%，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历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在海洋生产总值和海洋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领先其他海洋核心产业随着新时代全球海洋旅游研究的持续深入，学术界系统地探析了海洋旅游对区域经济增长
[8]、社会文化发展[9]和生态环境保护[10]的多维影响。国内外学者围绕海洋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市场营销策略、环境影响评估、可持续发展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相关研究在21 世纪初进入高峰阶段，特别是定义海洋旅游资源和活动是海洋旅游概念化的核心过程[4,11-12]。如在学术研究方面，Orams 将海洋旅游定义为远离居住地、以海洋环境（指含盐且受潮汐影响的水域）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娱乐活动[4]。这一定义强调了海洋旅游的娱乐性质和生物特征，突出了海洋旅游活动类型的多样性[11]，同时表明海洋生态系统不仅是海洋旅游的环境基础，也是海洋旅游的核心价值所在[1]。在政策制定方面，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将海洋旅游定义为“以亲海为目的开展的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宿和体育运动等活动”[5]。该概念涵盖了海洋游览服务（如滨海公园和海洋动植物观赏）、海洋旅游娱乐服务（如邮轮旅游和海上休闲娱乐健身）、海洋旅游文化服务（如海洋文物及文化保护）、海洋旅游住宿服务（如滨海旅游饭店和旅馆）和海洋旅游经营服务（如旅行社及相关服务）多个领域，反映了海洋旅游活动的多样化。此外，Hall阐述了海洋旅游与滨海旅游的密切关联性，指出其既包括在海岸带和近海沿岸水域所开展的各种观光、休闲和娱乐活动，也涵盖游艇、邮轮和深海捕鱼等远海类型的旅游活动[11]。林德荣和蔡沙沙进一步提出，海洋旅游本质是基于海洋资源开发的休闲接待活动综合体，其空间范畴不仅涉及海洋水体，还延伸至具有海洋气候和海洋文化特色的陆域空间[13]。这一理论阐释既契合了“大海、沙滩和阳光目的地”所代表的传统滨海旅游内涵[12]，又将海洋旅游的研究维度拓展至更多元的区域与活动形式。尽管国内外对海洋旅游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但现有的相关概念都指向了共同的核心：海洋旅游以海洋环境为依托，涉及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宿和体育运动等多元化的旅游经营和服务范畴。伴随海洋旅游的蓬勃发展及其理论构建进程的提速，相关研究主题和分支领域持续拓展，学术领域面临多重研究瓶颈。首先，海洋旅游理论研究尚未形成系统且统一的框架体系，在不同学术和政策语境下，多元海洋旅游概念导致研究主题碎片化和分支领域发散，难以形成共识性理论指导
[4-5,11]。例如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研究呈现视角分化，既有可持续旅游的宏观政策研究[14]，又有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探讨[15]，同时衍生出过度旅游的承载力争议[16]和野生动物旅游的伦理辩论[17]，各子领域尚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评估框架与方法论体系。其次，进入新质生产力发展新阶段，海洋旅游作为快速增长的旅游专项领域也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和问题。一方面，传统管理范式转变、经验研究碎片化和缺乏统一理论指导等问题日益突出[18]。这在邮轮旅游领域尤为典型：作为全球旅游中复合增长率超8%的强劲发展行业，其碳排放治理的技术标准缺位、疫情后健康管理机制滞后等现实问题，与管理数字化转型需求形成显著矛盾，亟待运营模式创新与监管框架重构[19-20]。另一方面，海洋旅游的蓝色经济已形成包含渔业资源开发、滨海休闲度假、邮轮经济等多元化业态的市场体系[21]，其非市场经济价值更延伸至海洋文化遗产传承、海洋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等维度[7]，由此引发的消费者行为模式和需求期望快速变迁，倒逼海洋旅游产业进行体验升级与范式创新。再次，中国海洋旅游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研究主要聚焦海洋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区域海洋旅游产品开发与研究、海岛旅游环境承载力、海岛和海洋旅游经济等方面[22-23]，海洋旅游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海洋转向”⑤“蓝色正义”⑥等深度理论研究以及远海、深海领域的开创性探索有待深化。作为全球海洋旅游研究的重要国家之一，中国构建自主的海洋旅游知识体系任重道远。因此，亟须对海洋旅游研究现状进行系统回顾，建立一个基于国际视角、能够为海洋旅游理论和实践提供未来指导的研究框架，以推动新时代海洋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混合研究方法，采用系统综述和内容分析，依照荟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范式（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PRISMA），同时创新性地构建并应用ADO-Taxonomy 框架，即整合了前因、决策和结果模型（antecedents, decisions,and outcomes, ADO）以及旅游和酒店劳动力研究分类法（taxonomy of workforce research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以Taxonomy 代称），从海洋旅游的研究进展和ADO-Taxonomy 矩阵视角，全面深入地解析国际海洋旅游的研究脉络，并探讨当前海洋旅游面临的挑战，提出前瞻性研究展望。研究成果旨在为中国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同时为全球海洋旅游研究贡献更广阔的视角和见解。
在所检索的海洋旅游文献中，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20 世纪80 年代（图2）。研究文献数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其中，
Tourism Management（26.52%）、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1.49%）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2.48%）发表了较多与海洋旅游相关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后相关文献产出量出现显著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海洋旅游实践及其相关科研活动受限，进而影响了该领域研究文献的产出[26]。此外，尽管大多数研究主题直接与旅游、酒店相关，仍有部分研究聚焦管理学、环境科学、绿色可持续科技、社会学及生态学等领域。总体而言，海洋旅游研究文献分布在多个学科的出版物中，体现了其广泛性和跨学科特性。
本研究所梳理的国际海洋旅游研究共涉及作者1365位，作者分布遍及全球各大洲。大多数作者隶属于学术机构，只有19.50%来自公共组织或私人研究机构。在国家和地区分布上，美国（24.09%）、澳大利亚（16.81%）、英格兰地区（13.52%）、西班牙（12.65%）以及中国（11.27%）的研究机构和作者在海洋旅游研究领域表现突出（图2）。其中，Kam Hung（2.08%）和James F.Petrick（1.56%）是海洋旅游领域发表论文较多的研究者。这些国家、地区作者的研究成果为当前海洋旅游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和案例依据。
在所分析的文献中，大部分为实证研究（89.77%），少部分为概念性研究（10.23%）（图2）。超过一半的文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51.65%），定性研究（27.04%）和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混合方法研究（21.31%）的数量相当。绝大部分研究涉及数据或案例研究，其中多数研究采用了一手数据（60.83%），使用二手数据和混合数据（同时纳入一手和二手数据）的研究分别占22.53%和16.64%。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实验法是海洋旅游研究中最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
[27]，适用于获取一手数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二手数据的利用呈现多样化态势，从最初的面板数据[28]扩展到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跟踪技术监控数据，以及社交网络中的用户生成内容[29]等。灵活的数据获取技术推动了研究视角的进一步拓展。此外，已有文献通常采用数理统计和综合分析方法，如计量经济模型
[14]和多元分析工具等[30]。同时，机器学习算法[31]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32]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逐步增加。例如，在Li 等[32]关于元海洋的研究中，运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构建了具有强烈沉浸式视觉效果的海洋环境，展示了海底场景和海洋生物的建模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AI 的优化路径算法来模拟海洋生物的运动。另外，研究对象主要围绕游客[33]、旅游目的地[34]、海洋旅游供应方（如企业和员工）[35]、当地社区和居民[16]等，针对非政府组织（如环保组织）的研究相对较少。1.3 理论基础
在所研究的海洋旅游文献中，共涉及131 个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模型。其中，计划行为理论
[36]、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37-38]和利益相关者理论[16,39]被广泛应用于构建海洋旅游研究的分析框架。计划行为理论被引入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为理解个体行为决策过程提供了支持。该理论考虑了信念、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图和行为等因素
[40]，阐释了动机因素和非动机因素对个体行为意图和行为的影响，被认为是解释海洋旅游中利益相关者的即时、短期和长期行为变化的合适框架[41]。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划分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的常用理论模型。该理论假定旅游目的地随着时间演进和旅游发展，会经历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和衰退（或复兴）多个阶段[42]。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有助于为海洋旅游发展提供通用指标[37]，应对旅游目的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对相关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和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38]。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应对和解决旅游相关挑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组织情境中，该理论考虑了受组织行为和结果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参与（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收益）[39]，旨在使组织的成功符合相关利益者的最大利益[16]，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可以就如何应对企业的主要挑战开展合作并达成共识。例如King-Chan 等[39]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了环境责任行为，有助于制定海洋旅游环境相关的战略。2 海洋旅游研究主题
ADO 模型通过分析所审查研究中的前因、决策和结果这3 个核心要素（变量），帮助解释海洋旅游的影响因素分布及其内在逻辑
[43]。Taxonomy 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方法，将海洋旅游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不同领域和维度，包括宏观（宏观环境、政府和旅游目的地）、中观（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居民、其他相关组织和团体）和微观（游客）视角，以及微观-中观-宏观（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视角[44-45]。结合前述二者，本研究所提出的ADO-Taxonomy 框架（图3），主要基于前因、决策和结果3要素的纵向划分，及宏观、中观、微观、微观-中观-宏观交互视角的横向划分，形成矩阵式结构框架。该框架旨在系统呈现海洋旅游中各层级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环节所承担的角色与影响因素，并从宏观到微观再到主体间交互层面，揭示其在前因、决策与结果3个环节上所体现的逻辑关系。从多层次利益相关者视角深入剖析海洋旅游研究领域，构建系统化的研究范式。这一框架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海洋旅游研究主题的变化轨迹及其影响机制，而且能够深化对海洋旅游这一复杂系统的理论认知，为后续学术探索和实践创新提供新的思路与支撑。
基于宏观层面分析，政府在海洋旅游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现有研究多关注国际、国家及地方层面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影响，以及海洋旅游供需平衡等核心议题。作为关键的前因条件，政府通过政策制定
[1,11]、环境规制[46-47]、税收调控[48]、目的地治理[46,49]，以及旅游发展规划与空间布局[50]等举措，对海洋旅游的发展产生影响。通过分析政府的行动和计划，可以了解政府在海洋旅游发展中的政策支持[47,49]、约束和监管机制[3,11]、基础设施投资[46]等方面的作用，并评估海洋旅游在政府政策框架下的发展前景。同时，海洋旅游的发展也会推动政策和法规的变化[38]。另一个宏观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是旅游目的地及其管理机构。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开发水平及承载力
[7]、可持续性实践[29,47]以及对游客体验的塑造[51]等方面，都是学者们关注的关键议题。通过剖析旅游目的地在海洋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系统揭示目的地对海洋旅游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有助于构建目的地形象，提升海洋旅游质量，推动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9,52]。此外，学者们还关注海洋旅游研究中经济（如市场需求）
[19,46]、社会（如广义上的合法性）[53]、文化（如历史和文化遗产）[7]和生态环境（如气候变化）[46,54]等因素及其变化。由于海洋旅游易受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55]，生态环境是宏观环境维度中被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相关研究成果揭示了海洋旅游在宏观环境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实现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2.2 中观研究视角
基于中观层面分析，现有研究强调海洋旅游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居民、其他组织和团体（如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对海洋旅游发展的影响。学者们从整体或细化的角度对企业的内外部多重因素展开了深入研究
[45]，如Ahn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前因）在邮轮业中的信号传递及其对客户态度的影响（结果）[35]；Judge等评估了船载观鲸运营商网站在展示和解释政府许可法规和监管方面（前因）的透明度（结果）[3]；Yorulmaz 和Sevinc 探讨了在新冠疫情期间，工作与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决策）和心理韧性调节作用（前因），以及游艇船长的感知上司支持（前因）和离职意向（结果）之间的关系[56]。可见，关注企业在海洋旅游中的作用与影响的相关研究，有益于挖掘企业在推动该领域提升服务质量方面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值得注意的是，新兴技术的应用成为中观研究的热点，这与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例如VR[15]和大数据[57]逐步被供应商采纳并应用于商业实践。当地社区和居民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组成部分，居民生计依赖海洋旅游业
[26]并深受海洋旅游发展的影响[8]，居民身份认同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构建[58]。学者们高度重视海洋旅游对社区经济[59]、社会[60]和环境[59]等方面影响。研究社区和居民对发展海洋旅游的态度和支持行为，以及海洋旅游对居民生计的潜在影响，能够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促进海洋旅游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协调融合发展[58-59]。此外，尽管其他组织和团体在推动海洋旅游发展及其相关领域间的合作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关于其在海洋旅游建设与发展中具体行动和影响的研究却相对匮乏，现有文献中仅对研究人员[61]和志愿者[62]有所涉及。2.3 微观研究视角
基于微观层面分析，作为海洋旅游消费主体，游客的决策机制与行为模式直接影响着产业发展走向。现有研究将游客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聚焦游客体验
[32]、需求偏好[51]、态度取向[63]、行为意图[64-65]、决策行为[54]、认知水平[66]以及感知与情绪反应[54,64]等要素。如Martínez-Molés 等基于用户在虚拟体验中学习的理论，比较了VR 和网站媒体技术、用户性别如何影响游客收集购前信息的方式[63]。此外，游客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和财务状况）[27,65]和出游偏好（如访问次数和旅游类型）[67]，常被用于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型游客群体的海洋旅游需求和行为，为提升服务质量提供参考。如De Cantis等根据游客的社会人口学特征，通过问卷调查和GPS 定位研究邮轮乘客在海洋旅游目的地的行为，细分了7 种不同的邮轮乘客活动模式，证实了游客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其旅游活动模式的相关性[27]，该研究成果为邮轮旅游目的地管理贡献了精准的市场需求信息[27]。此外，游客的偏好
[68]、动机[69]和行为决策[70]也是微观视角下的海洋旅游重要研究议题。相关研究从游客的探索与放松、个人发展、社交与挑战等不同动机视角，分析其对海洋旅游的热情和参与程度，帮助政府和供应商更有针对性地满足游客需求，提升游客体验和满意度[68-69]。2.4 微观-中观-宏观交互研究视角
微观-中观-宏观交互视角涵盖了当前文献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互动的前因、决策和结果内容。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协作机制研究成为新热点。鉴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需求，海洋旅游中的各方在各自领域中追求具有差异化的目标，如政府希望推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企业期望获得收益和声誉，游客寻求旅行体验和满足感，社区组织和当地居民关注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等。因此，在复杂多样的利益格局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海洋旅游的期待和需求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71]、参与度[49,72]、沟通与协作[72]等方面都需要被综合考量。已有研究初步探索了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为建立利益主体间的关系网络，推动海洋旅游在多方合作共赢基础上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71-72]，但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综上，海洋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研究热点从20世纪末的资源开发和区域旅游研究为主，到21世纪初环境影响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核心议题，再到2010 年后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此外，相关研究热点还包括蓝色经济与海洋旅游的融合、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研究范式重塑，以及气候变化推动的生态治理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海洋旅游研究表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涵盖了生态学（聚焦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经济学（产业价值链重构）、社会学（社区参与治理）以及管理学（智能化转型）等多个领域。在未来研究的方向上，包括海洋旅游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碳中和与生态修复路径、新业态与消费模式的创新，以及国际合作与治理机制等主题，揭示了海洋旅游研究向更加综合和跨界的研究范式转变，展现出海洋旅游研究愈加开放、动态与创新的特征。
进入新时代，海洋强国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决策，海洋旅游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并成为提升全民海洋意识、传播海洋文化、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从传统的近海观光模式到中远海的休闲度假，海洋旅游经历了从单一经济增长到多元价值实现的转型，新时代海洋旅游发展呈现出多维立体和全面系统的特征。技术创新成为推动力，生态保护成为底线，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同治理成为关键，文化传承与体验的深度融合成为趋势。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概念上的更迭，更是人类认知海洋、尊重海洋和利用海洋的方式的根本变革。在新时代背景下，海洋旅游应被视为一个集蓝色转向、文化传播和科技创新于一体的复杂系统，未来研究面临着海洋旅游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海洋旅游治理与利益相关者协同、海洋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和方法与理论创新4个方面的挑战。
海洋旅游资源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及营造独特的自然文化体验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当前学术界对海岸、海岛、近海和深海旅游产品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成果。其中，中国沿海地区在海岛旅游开发与经济效应研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尤其在海岛资源调查、海洋经济规划和功能区划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为全球海洋旅游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数据支持
[73]。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在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也不断取得新的研究突破。然而，海洋旅游发展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存在生物危害、地球物理危害、气候变化[26]、海平面上升[26]等固有环境脆弱性；另一方面承受着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剧等因素所导致的外部环境变化压力[55]，如环境污染[26]、过度旅游[74]和传染病危机[75]等。这些复合型挑战显著增加了海洋旅游管理的复杂度[31]。3.2 海洋旅游治理与利益相关者协同
[76]。在全球复杂的流动性变化中，宏观研究视角下的海洋旅游管理、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协同视野不可或缺。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目的管理者和相关组织需要从海洋旅游体制结构、决策过程以及管理部门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等综合层面建立良性机制[49]。如中国在海洋旅游管理方面，通过《“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①《“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②等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社区在海洋旅游发展中的角色和责任，有序推动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合作。这种多方合作共治的模式，有助于实现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海洋旅游利益相关者协同过程仍存在多重困难，如规章制度不完善（包括管理决策的不透明性）、跨领域协调和多元主体参与性不足、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播负面影响、海洋旅游的季节性特征、环境承载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等问题
[77]。因此，未来海洋旅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研究可以着眼于探索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实现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在政策制定上提供更精准的指导和统筹，包括制定全球性的海洋旅游发展标准和指南，帮助各国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旅游资源，以及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分享和推广最佳实践、技术和经验，促进资源共享和环境保护等。以国际邮轮旅游为例，各国港口和相关机构需要通力合作，确保运营的顺利和环保；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国际航运法规和环保标准，以期全面减少邮轮行业的碳足迹，从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构建海洋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收益分配、合作模式和决策机制，包括建立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协同机制，是管理和治理的重要支柱。海洋旅游涉及政府、私营企业、地方社区和游客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可以经由建立开放和透明的沟通平台，增强互信和合作。如通过定期的利益相关者会议、工作坊和联合项目，共同探讨和解决海洋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同时，利用区块链、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数智技术，确保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也是值得探索的方向。最后，构建中国海洋旅游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洋文化，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保护和利用这些海洋旅游资源，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是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重大课题。因此，如何加强海洋旅游的文化研究和教育，提高公众对海洋保护的意识；如何发展与海洋文化和生态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如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等；如何优化海洋旅游的市场结构，促进高端旅游和国际旅游的发展等[78]，都是构建中国海洋旅游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3.3 海洋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海洋旅游是推动岛屿和滨海地区经济发展、缓解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战略性要素，但其在亚洲市场的发展潜力仍有待深入挖掘
[79]。这主要源于区域海洋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以及供需结构失衡导致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受限。为推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国内外已开展系列创新实践，例如马尔代夫通过高端度假旅游模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海南省依托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国际旅游岛战略，树立了中国海岛旅游发展标杆[80]；浙江舟山群岛的整体开发模式则为海洋旅游与海洋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81]。显然，中国在构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体系过程中，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不仅注重经济效益提升，更强调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这些实践表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服务品质和创新政策体系，海洋旅游的内生发展动力得以有效激活。进入新时代，特别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实现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种“新”生产力的核心体现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上
③。因此，海洋旅游的未来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意味着海洋旅游发展需要创新新技术、新体验和新场景。在新技术层面，海洋旅游的未来发展需要充分利用新兴科技，如扩展现实、大数据和AI等，实现游客体验的个性化和定制化，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同时，可以通过最新的科技工具和平台来优化海洋旅游的管理和服务，如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海洋环境和旅游设施的智能监控，提高应急响应效率。在新体验层面，通过个性化和智慧化的服务增强游客体验。例如利用AI 分析游客的偏好和行为数据，提供定制化的旅游产品推荐和沉浸式体验；同时，运用VR 和增强现实技术，为游客在恶劣天气或无法实地访问的情况下提供虚拟的海洋探险体验。在新场景层面，创造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海洋旅游新场景，如开发低碳或无碳的海上交通工具和建立海洋保护区和海洋文化公园，不仅能够减少海洋旅游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影响，还能开展公众环境教育，普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为当地社区创造经济收益；同时，虚实结合的新场景还可模拟海洋旅游对沿海和岛屿社区社会文化的影响，促进社区参与和海洋文化保护。综上所述，通过这些创新应用，海洋旅游不仅能提升其自身的产业质量和竞争力，还能为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种综合性的高质量发展策略，将使海洋旅游成为推动新时代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3.4 海洋旅游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拓展
近50年来，海洋旅游研究从环境影响评估到市场营销策略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然而，现有研究在方法论应用和数据处理层面仍存在局限，亟须在理论多样性、数据多元化
[82]及其准确性和有效性[15]等维度进行突破。建议未来研究考虑以下两个方向。第一，推进理论创新。传统海洋旅游研究过度依赖定量方法和经验模型，但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充分捕捉到交织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导致研究成果具有局限性。建议将复杂性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研究框架，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和代理人基模型等科学方法，模拟并预测旅游活动对环境与社会的长期影响。第二，深化数据应用。海洋旅游研究应充分借助AI和大数据技术，整合卫星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监测评估旅游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实现超大规模精细化数据处理。同时，通过社交媒体分析和移动轨迹数据采集，可实时获取游客行为偏好信息，提升研究的时效性和可靠性。海洋旅游研究的多维性、多层性与综合性特征要求跨学科协同创新。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有助于破解海洋旅游发展的动态性难题。生态学视角助力理解旅游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制，经济学方法支持旅游政策效益评估，社会学分析揭示旅游发展对地方社区的影响路径，而地理学的复杂系统方法则为集成研究提供理论支撑，避免海洋旅游研究陷入单一视角、缺乏系统性的线性思维局限。此外，现有研究虽对游客需求进行了细致分析，但对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环保协会等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这些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影响机制，如环保组织在海洋生态保护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学术机构在方法创新和理论构建方面的贡献等。通过整合多重研究视角，深化对海洋旅游系统的认知。
本文基于海洋旅游概念化和研究进展分析，提出并运用ADO-Taxonomy 框架，结合混合研究方法，系统梳理国际海洋旅游研究现状，揭示其知识网络结构，深入剖析发展挑战与未来展望，为构建中国海洋旅游自主知识体系和推进全球海洋旅游研究提供了整合性视角。主要结论有如下4点。
一是尽管海洋旅游定义尚未统一，但现有概念的核心内涵具有一致性，即以海洋环境为依托，涵盖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宿和体育运动等多种形式的旅游经营和服务活动。概念的多样化源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目标的差异，这种多元特征伴随产业快速发展和概念演进加速，催生了众多新兴研究主题，为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是海洋旅游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该领域的研究主题虽植根于旅游与酒店管理，但已广泛延伸至环境科学、管理学、绿色可持续科技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这种跨学科的深度融合，促进了理论视角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系统化，构建了该领域独特的知识图谱。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分析为主流，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实验研究是主要的数据采集方法，为揭示海洋旅游行为模式和态度特征提供了实证支撑。在理论框架上，计划行为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核心分析框架，为系统解析海洋旅游的复杂性提供了理论工具。从全球研究格局来看，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学术机构，其中，美国、澳大利亚、英格兰地区、西班牙和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表现突出，Kam Hung和James F.Petrick是该领域内的高产学者代表。
三是ADO-Taxonomy 多维分析框架全方位地揭示了海洋旅游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协作关系及其研究主题演化机制：宏观层面聚焦政府政策、经济环境和市场动态对海洋旅游的影响机制，剖析海洋旅游发展的外部治理框架和战略导向；中观层面关注旅游供应商、当地社区和相关组织的行为和决策，以及其决策对微观层面（如游客体验）和宏观层面的双向反馈；微观层面探究游客行为与体验的形成路径，包括前因要素（如市场推广和环境品质）、决策过程（如旅游产品选择和活动参与度）及其作用效应的传导机制；通过微观-中观-宏观视角多层次视角的交互分析，揭示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规律和协作模式，构建了完整的海洋旅游发展网络结构。本文创新融合ADO 模型与多层次分类法，构建多维度海洋旅游研究框架，开发矩阵化分析工具，有助于深化对海洋旅游系统要素及其关联的认识，也为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是海洋旅游研究面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管理治理与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路径以及方法理论创新等多重挑战。未来研究应着力建立涵盖环境保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平衡的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顶层设计、利益相关者协同机制和本土化发展策略，推动海洋旅游新技术、新体验和新场景的应用，促进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多样性、数据的多元化和准确性，以及跨学科深度融合。
本文研究局限性在于系统性综述所选择的数据源偏向于高质量和高效用的文献，可能牺牲了研究的覆盖面
[18]。本研究仅收集并整理了海洋旅游研究中的高被引文献，以及发表在酒店、休闲和旅游领域顶尖SSCI 期刊上的文章。考虑到海洋旅游研究领域日益扩展的趋势，当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未能被纳入本文研究范围，由此可能出现研究覆盖面欠缺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文献检索的来源范围和类型。
